【作  者】 吴丹红
【单位名称】 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原载刊物】 人民检察2008年第19期
【发表时间】 20081008
全文WORD下载 全文PDF下载   
 

案例数据库群

法规数据库群

  下载  打印    字号  还原
 
刑事举证责任与“海盗抗辩”
  那年在台湾士林地检署访问时,一位检察官曾经告诉我他经手的一桩奇怪案件:警方侦破一起走私大案后,检察官起诉到法院,被告人居然翻供,并当庭辩称:“我不是走私货物! 我原先是运送一些鱼回来的,但半路上遇到了海盗,他抢走了我的鱼,并把他的货物全都倒进我的船舱里。我是强迫交易的受害者啊!”结果法院认为,检察官不能证明被告人的抗辩不存在,判决被告人无罪。该案判决后,检察官发现很多走私犯罪分子都如法炮制,作如此抗辩,令人哭笑不得。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究竟应该由控方还是辩方负举证责任呢?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当然是由控方承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公平游戏规则。当刑事案件发生时,警察总是第一个到达犯罪现场并收集证据,只有当警方已经拥有一定的证据时,才会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强制措施,并通知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为其委托人提供一些法律许可的帮助。因此,相对而言,辩方获得证据的能力、手段和方法都无法与强大的控方相抗衡。尤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后,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成为控方获得证据的重要来源。而辩护律师所能获得的证据,无非是通过与犯罪嫌疑人的有限交流以及审判前的证据展示等有限途径获取,更何况并不是每个被告人都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在这种控辩力量严重不对等的前提下,把举证责任加诸控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古老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也表明了提出刑事指控的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不仅包括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且包括说服法官的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则表现为主观举证责任和客观举证责任。如果从法官裁判的角度而言,举证责任的真正意义在于诉讼风险的负担,即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谁承担败诉的结果。
  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给控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面对已经发生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模糊的犯罪事实,控方必须以充分的证据编织被告人确实犯下所控罪行的清晰图像,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就是检察官所描述的情形。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通常是“排除合理怀疑”,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表明了刑事诉讼对于定罪的慎重。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只要有优势证据,即可证明己方主张成立。在我国,这一证明标准被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通常会在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获得中得到弥补,总的社会利益并没有减损。你因败诉损失一万元,我因胜诉而获得一万元,这对社会资产总量并无实质性损失。因此,民事诉讼并不执着于事实真相的发现,而更注重纠纷的解决。但刑事诉讼不同,被告人如果因错判被剥夺了自由或生命,控方并不因此而获得自由和生命,社会总利益是减损的。因此,刑事诉讼总的证明标准必须更高,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这就给控方的证明提出了极高的挑战,他们必须以严密的证据锁链证明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而辩方则只要在这副证据图画上涂抹一下,让原本清晰的画面变得模糊,控方的努力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证伪一件事情远远要比证实一件事情来得简单。控方费尽气力吹大一只气球,而辩方只要用针轻轻一扎,一如辛普森案一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便能稳获胜诉。诚然,控方也会抱怨,尤其是当某种证明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当警方在被告人的住处合法地搜查到毒品的时候,如果被告人缄默不语,警察很难成功地证明被告人具有持有毒品的故意。当被告人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时,检察官也很难在隐秘甚至不留痕迹的财务来往中准确地查明每一笔款项的原始出处。当被告人在审判中提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精神失常、受到强制,或者被害人的挑衅时,让控方去逐一排除被告人提出的抗辩理由,是非常艰难的。如控方有幸证明了不存在上述事由,被告人又可能提出其他各式各样的理由,以逸待劳,让控方疲于奔命。用来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成为了被告人逃避刑事追究的避风港。一旦提出“海盗抗辩”,控方要去证明每个案件中是否存在海盗强制交易的情形,就如同去寻找“幽灵”(因而也被称为“幽灵抗辩”)一般,实在是勉为其难,为了拿到证明抗辩不成立的证据,口供也重新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
2 首页 上页 1 2 下页 尾页  转到
 
更新列表 | 会员章程 | 法律声明 | 友情链接 | 法意介绍 | 法意招聘 | 京ICP备10009268号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