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郁光华
【单位名称】 香港大学法律系
【原载刊物】 经济研究
【发表时间】 199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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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公司管理制度研究的政策意义
一、问题的性质
  对因公司剩余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所产生的利弊的争议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认为,股份公司的董事由于主要是在管理他人的财富而缺乏经济利益激励。并且他预言股份公司将不可能在竞争中胜过其他剩余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结合相对紧密的商业组织(Smith,1776)。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发现股份公司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现代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对现代公司剩余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又提出了质疑(Berle and Means,1932),他们怀疑管理者控制的公司是否有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
  我们认为,这些质疑现代剩余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悲观论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忽视了研究解决此类问题的机制。斯蒂格勒等(Stigler and Friedland,1983)通过对管理阶层控制权及他们的报酬和公司利润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伯利和米恩斯论点的挑战。他们认为,忽视对经济制度运作的研究是伯利和米恩斯理论的重大缺陷。当然,斯蒂格勒等尽管意识到某些机制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些限制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机制及其意义。德姆塞茨和莱恩也对伯利和米恩斯的论点提出了类似的批评(Demsetz and Lehn,1985)。他们的一个论点是股份的分散程度和公司的大小成反比。对这一关系似乎不难理解。因为当寻求财富最大化的公司增大时,取得控制公司权的代价同时升高,这显然会阻止人们争夺公司控制权的行为。另外,当因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收益小于通过分散风险投资而获得的收益时,人们会选择后者。但德姆塞茨和莱恩似乎对比较公司管理制度的研究兴趣不大,否则的话,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这一推论只适用于美国而不适用于德国和日本。因为正如罗尔提出的,德国和日本最大的生产性企业都是由金融机构(股东)控制的(Roe,1993)。
  我们认为,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成本的,但公司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表明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收益的一面。在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因公司产生和发展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减少交易成本(Coase,1937)、风险分散性(Arrow,1964)、协同作业(Alchian and Demsetz,1972)、管理者专门知识(Jensen and Meckling,1976)和规模经济(Fama and Jensen,1983)。我们在本文中只假定这些收益存在而不加以证明。原因是因公司产生和发展的收益通常是大于其成本的,否则公司的形式将消失。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比较公司管理制度的研究看怎样运用不同的监督机制以达到降低因公司剩余财产权和管理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以及因贷款融资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在下一节,我们将讨论各种不同的监督机制对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第三节,我们将阐述比较公司管理制度研究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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