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傅郁林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 20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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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分层·分流·分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转型的基本思路
  一、中国问题:确定制度转型
  思路的基础和背景
  我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多元价值和多种需求的繁杂交织和剧烈冲突正在打破传统的力量均势,社会各阶层、公权与私权、国家权力结构中各部门之间都在通过显在或潜在的博弈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这个以比较研究为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以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为立法的重要渊源的国度,迎来了西方社会基于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进行的逆向改革浪潮,加剧了我国改革在目标和价值取向上的冲突。这种剧烈的冲突直接体现在十几年来轰轰烈烈的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之中,法院调解的地位的反反复复,证据失权制度面临的尴尬,对司法角色的过高社会期待与其过低的政治地位之间的反差所加剧的司法信任危机等无不给当下讨论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出反思和警醒。因此,准确地把握中国问题和改革的背景应当成为首要任务。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这个进程之中。在这个所谓现代化(“化”是一种过程)的进程中,对于民事诉讼制度影响最为突出的社会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多元社会中日益苏醒的多元需求对单一结构模式的挑战。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超过了作为我国改革“样本”的任何国家,因而对于解决纠纷机制、司法层次、法律服务的多样性要求也更为迫切。然而,我国从意识形态到控制机制、从政府组织形式到司法审级制度、从宏观政策立法到微观改革方案,都采取了单—化模式。这种一元化的供给与多元化的需求之间形成的剧烈冲突,在传统上受制于中央行政集权的强大力量隐而未发,而在日益复杂的转型社会中却迅速浮出水面。
  其二,社会自治和地方分权对中央集权模式的冲击。在经历长达40年公有制政府收缴一切私权、包揽一切私人事务之后,政府权力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深度和广度都已超过了任何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社会对政府权力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自治能力渐渐萎缩。因此,当国家的资源和力量无力再支撑社会发生的每一个琐碎的纠纷时,当国家权力从社会控制中逐步撤退时,社会冲突却已失去了自我疗治和自我复元的能力,当事人在一种感觉被剥夺之后又被遗弃的情绪中无处发泄不满。民事纠纷一方面在传统惯性中(包括需求者的思维惯性和供给者的渠道设置)大量涌入并依赖于政府机构特别是法院,另一方面日益苏醒的自治意识和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又促成对公权机构的某种排斥和对其他途径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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