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傅郁林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法制日报
【发表时间】 200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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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法官职业化途径
  在中国语境下,法官职业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法院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法官职业化实际是寻求独立审判的过程;而从法院内部来看,法官职业化则意味着法官精英化。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法院在人事权和财政方面的非独立地位,通过对法院现有人员的分流而实现法官的精英化,成为法院职业化的重要途径。
  对案件和程序进行分类、分层和分流并非中国的独特选择,而是当代面对司法供求矛盾日益加剧的现实和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和司法需求多样化的不约而同的回应。从产品生产者或供应者的角度来看,法官职业化程度和范围受到司法资源紧缺的制约,即,当司法需求量超出一定限度时,政府根本没有可能提供相应数量合乎条件的“熟练工人”。况且,司法毕竟不是全社会成员享用的公共设施,对司法机构的财政投入比例还涉及到税收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从产品的消费者或者说受益者的角度来看,司法不保护社会化和多元化,就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司法需求。从社会整体利益和法院的长远利益来看,不考虑“消费者”利益的改革措施最终会遭到来自社会的否定,也使改革者自己陷于两难困境。国外进行案件分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英美国家大力发展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把一部分案件分流出去,保证那些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能够获得高成本投入而精雕细琢;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则是把这些案件划入司法范围,通过对案件进行层次化、类型化的分流,不同程序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以不同的成本投入,生产出不同类型的司法产品。两种方法的差异实际上涉及对“司法”和“审判”的不同定义,而两大法系做如此不同的选择则取决于司法制度所服务并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对“司法”的不同态度和期望,比如ADR在德国就无法像在美国那样广泛推行,因为德国公众更信任法官并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职业法官的裁判。
  与案件分流、程序分类、审级分层相适应,法官职业化的标准也要进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划分。不仅小额法官、治安法官与普通法官职业化的标准不同,而且上诉法官与初审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与最高法院的法官职业化的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是根据具体程序所承担的不同功能、按照程序设计的技术原理而产生的。比如,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更强调法官在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中发现事实和居中判定,因而对当事人方面(律师)和法官方面的职业化程序要求更高:小额诉讼程序则更强调方便、快捷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非对抗成分和法官的职权干预程度较大。(亲自诉讼的)当事人和法官两方面的职业化标准都相应较低、享有的程序权利和司法权限也受到相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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