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周赟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山东大学法律评论
【发表时间】 200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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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乐死申请权
  随着2001年4月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以及同年9月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之中译本的出版发行,特别是最近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益的讨论,使得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又开始重新关注安乐死的理论研究问题。比较遗憾的是,最近的这次讨论并没有突破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安乐死问题的基本看法。①
  关于安乐死,典型的看法有两种: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个人“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而安乐死本质上是一种死亡方式,即所谓的“有尊严的死”;并且,实施安乐死对死者亦不构成伤害——相反,还能帮助死者解脱痛苦;同时,实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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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国学界对安乐死问题的正式理论探讨应是1987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参加该会议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及中国伦理学会的部分学者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学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前国家领导人邓颖超女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以私人身份)并在会后作了赞成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讲话。本文以下涉及的A、B两种理论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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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应赋予公民以“安乐死权”,即请求他人(主要是亲友、医护人员)协助自己死亡的权利。①而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则从生命的价值、社会传统观念及安乐死严格程序操作之几乎不可能性等方面入手分析,得出应当反对实施安乐死的结论。②
  这两种理论(以下分别简称为A理论即赞成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和B理论即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貌似立场对立,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观点交锋:一则各自的理由所处之论域基本不相同,甚至也没有关联性;二则这些论者并没有对有关的几个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自杀权、安乐死权、安乐死申请权
  如前述,A、B两种理论几乎没有交锋,它们唯一有交锋的论域就是个人生命权的范围。前者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当然地包括终结自己生命的自由,否则,就无法解释公民的自杀权问题。而正是因为公民的自杀权,安乐死权才有存在的基础。而后者则否认生命权包括终结自己生命的自由。那么,公民到底有没有自杀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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