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周赟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语言文字应用
【发表时间】 200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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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语义及其在立法中的误用
一 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进路
所谓法律语言学,简言之,即关于法律语言实践的学科、学问。按照有关学者的界定,法律语言学的主要职责是,“分析和总结语言在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中语言运用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提供理论依据”[1] 。
如果这个界定是成立的,那么,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将呈现为前者源于后者,但又高于并指导后者。如果说在其他领域,理论与实践呈现为此种关系是当然之义的话,那么,在语言学的领域这种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定位似乎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如语言学界早已揭示的,“在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构造‘理想语言’或‘迫使现实语言符合某个预想的模型’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实语言不是“不可改变的、标准的、完美无缺的‘定论’”,并且实际的语言或普通语言又往往“是人类不得不使用的交际工具”① ;“如果足够多的人长期以来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一个术语,那它就变成那个术语意义的一部分了,这是语言的本性。说大多数人数百年以来错误地使用了一个术语是没有意义的”[2]——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在语言的领域,理论从根本上只能是后于实践并听命于实践的,因为理论界根本就无法为相关实践设定一个或一些标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实践中发现、抽象出一些规律,并将其表述出来。
举例来说,若按照一般的语法规范,则所谓“我们去晒太阳”或许多戏剧里头的唱段“我把状来告”等实际语言就是有问题的,符合规范的相应说法应当是“我们去被太阳晒”或“我去告状”。但很显然,从来也不曾有哪一个语法学家宣称这种实际生活中已经被用习惯了的构词、造句法是错误的——在此种情形中,语言学家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要么修改自己所抽象出来的语法规则,要么承认这种用法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就语言实践领域而言,从根本上来讲,似乎不能简单地认为理论高于并可以指导实践。至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定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领域一样,表现为前者源于、高于并指导后者;而另一种则发现既有经验已然表明,语言学固然源于语言实践,但却决不会、甚至也不应高于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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