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周赟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发表时间】 2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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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立法中的误用与勘正
目 次
一、从法律语言学角度谈本文的研究进路
二、“可以”的日常语义
三、既有立法中“可以”之语义
四、既有立法对“可以”的误用
五、误用“可以”之缘由及相应立法建议
  一、从法律语言学角度谈本文的研究进路
  所谓法律语言学,简言之,即关于法律语言实践的学科、学问。按照有关学者的界定,法律语言学的主要职责是,“分析和总结语言在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中语言运用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提供理论依据”①。
  如果这个界定是成立的,那么,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将呈现为前者源于后者,但又“高于”并指导后者。如果说在其他领域,理论与实践呈现为此种关系是当然之义的话,那么,在语言学的领域这种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定位似乎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如语言学界所早已经揭示的,“在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构造‘理想语言’或‘迫使现实语言符合某个预想的模型’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实语言不是“不可改变的、标准的、完美无缺的‘定论”,并且实际的语言或普通语言又往往“是人类不得不使用的交际工具”②。“如果足够多的人长期以来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一个术语,那它就变成那个术语意义的一部分了,这是语言的本性。说大多数人数百年以来错误地使用了一个术语是没有意义的”③——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在语言的领域,理论从根本上只能是后于实践、并且听命于实践的,因为理论界根本就无法为相关实践设定一个或一些标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实践中发现、抽象出一些规律,并将它们表述出来。
  举例来说,若按照一般的语法规范,则所谓“我们去晒太阳”或许多戏剧里头的唱段“我把状来告”等实际语言就是有问题的,符合规范的相应说法应当分别是“我们去被太阳晒”以及“我去告状”。但很显然,从来也不曾有哪怕一个语法学家宣称这种实际生活中已经被用习惯了构词、造句法是错误的——在此种情形中,语言学家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要么修改自己所抽象出来的语法规则,要么承认这种用法的合法性。这就是说,就语言实践领域而言,从根本上来讲,似乎不能简单地认为理论高于并可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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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红婴:《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②奥斯汀(J.L.Austin)语,转引自杨玉成著:《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9页;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7页。
③[美]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类似的并且更为详细的观点及分析可参见[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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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定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如同其它领域一样,表现为前者源于、高于并指导后者。而另一种则发现既有经验已然表明,语言学固然源于语言实践,但却绝不会、甚至也不应高于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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