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周赟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 200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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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民间法研究中的社会实证法
  应当说,自上世纪末“民间法”作为一个法学范畴进入中国法学界视野以来,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方面固然表现为大量作品、刊物的出现;更重要的也许是,近年来已陆续有论者开始关注、反思民间法研究的范式问题[1]——般而言,一门没有足够充分发展的学问是很难意识到对其基本范畴、基本方法进行反思之必要的。
  本文的出发点正是为这种关于民间法研究范式的反思“添砖加瓦”,只不过笔者重点关注的将不是基本范畴而是方法论问题。
  虽然,对民间法的研究亦可以采取纯粹法学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但考虑到“民间法”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是源自法学对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进行借鉴的结果,因此,对民间法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方法也许应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所更擅长的社会实证法。也就是说,社会实证应当成为民间法研究的重要方法4/4/如果它不是最重要方法的话。那么,是否有必要对之进行反思?以及,如何反思?
  根据一般的理论常识,任何方法都必定有其限度——很显然,这一判断已然清楚地表明了对其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社会实证的限度是什么,很显然,欲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对“实证”一词进行界定:记得涂尔干曾明确告诫社会学学者,“社会学家就不应该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应该把各种具有明确界限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用手摸得着的,人们可以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而且可以抓住不放”,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虽然俄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弄错,在我们的归纳中超越观察到的事实。但是,至少每一种假设都附有证据,而且我们力求使证据尽可能多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次仔细地把推理和解释同解释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当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2]涂尔干的这一忠告实已揭示出“实证”一词的内涵:即,从对象上讲,强调的是可经验的、具体的并且是外在于研究者的现象;从方法上讲,强调对具体现象作个别的观察和思考,然后对观察结论作谨慎而有限的归纳。笔者以为,正因实证方法具有如上内涵,因而如下一些因素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其限度之体现:
  一、实证对象的非被给定性
  根据前文对实证一词的界定,可以认为,“实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可能,其前提在于现象界存在各种可实证的、可经验的客观对象。因此,真正的或者说理想的实证应当是将被实证的对象应外在于并独立于实证者(研究人员)而存在。换言之,对实证者而言,实证对象应当是被给定的,而非他自己选定的——任何掺杂实证者本身之主观性的对象都将影响结论的可靠性。从逻辑上讲,如果实证对象真能完全地“被给定”,那么,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许确实是最具说服力的、至少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结论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外在且独立于实证者的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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