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周赟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环球法律评论
【发表时间】 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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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程序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以罗尔斯、哈贝马斯相关理论为例
  一 诸神与诸魔:传统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法之合法性问题是法哲学领域中的一个根本命题,在法律思想史上,几乎每一位学者对该问题都予以了重点关注和分析。传统的相关理论具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即“独断论”特点:或者认定某一外在客观秩序(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秩序”)、或者认定某一先验理性(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认定某一权利(如霍布斯的“自我保全”权利)构成法之合法性的基础。应当承认,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们基本能够尊奉同一个神[1],因此,这种独断论虽然不断受到各种观念的冲击,但也基本上为人们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认同基础。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独断论式的合法性理论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予以简要分析。
  如前所述,在前现代社会中,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大家共同信仰、供奉着同一个神,这个单一的“神”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即为“上帝”。然而,随着启蒙(用康德的话讲,即“要求每一个人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2])运动的展开及其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人们开始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一方面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人类蒙昧、迷信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某些意想不到的“坏结果”,这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结果就是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并进而迷失于生活意义的虚无之中,直至尼采则干脆直接宣称“上帝死了”。简言之,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韦伯所言的“诸神与诸魔”的时代。在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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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这主要是指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在古中国,则一种一元的社会认同基础经常被打断,但是经过孔子(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神”论)、董子(相对汉初的道儒法相混局面)、朱子(相对唐末以来的儒佛玄相混局面)等人的努力,儒学传统大体作为—种一元的认同基础贯穿下来。
[2]转引自[法]福柯:“何谓启蒙”,载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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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由于“意义”的丧失,社会的认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崩塌了。这无疑对社会的存续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因为没有认同基础的社会往往很难稳定地存在或发展。[3]
  相对应的,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也再次凸显出来。如前所述,此前存在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断性,因此,其所提供的认同基础不过是部分人所推崇的、很有可能在别人那里是“魔”的一个“神”而已。也因此,对于当今这个诸神与诸魔的新时期而言,独断论已显然不能适应。针对这种局面,思想界曾做出了种种努力来重塑一个“上帝”,其中最典型的即所谓的“科学主义”理论,即将人世间所有的问题(包括社会科学的问题)都诉诸于科学。由于这种理论以人的理性为最终的诉诸对象,并且往往以可实证性作为衡量标准,因此,这种理论曾一度赢得了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在20世纪前期)。然而,正如韦伯曾引用的托尔斯泰的话所指出的,虽然科学可以让我们获得真理,但“科学对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将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没有提供任何答案,所以它是无意义的”[4]——也就是说,科学不能像“上帝”那样在合法性问题上提供一个答案。托尔斯泰以及韦伯的这个观点经过罗素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后[5],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翻了以科学为“上帝”的科学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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