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樊静;李云波
【单位名称】 扬州大学法学院
【原载刊物】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 20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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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各国之间,尤其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而一些国家利用人权的国际性及不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去干涉别国事务,以实现自己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这种政治化虽然与人权的国际性和各国的人权观的差别有关,但实力强弱的对比是重要根源。当前,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人权特殊性的突出体现
  现代人权的观念本源于西方,二战后才逐步扩展到非西方国家,但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中,对人权的着眼点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西方国家提到人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它们注重个人自由和平等,着眼于完成个人形式上的人机比如,当美国等国家把促进人权纳入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它们关心的主要是言论自由、遵守秩序和免受国家侵扰的权利,而不是生存手段和基本健康照顾的权利。非西方国家则一直重视生存机发展权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它们强调集体人权,在人权的保护方面主要着眼于通过政府或国家的干预促成个人实现人权,尤其是侧重经济权利、工作权、受教育权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并认为这才是人权的实质内容。第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性的人权文件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所以被载入,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在1966年通过的两个人权国际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才都载入了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生存机发展权。
  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的及现实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强调公民地位平等,到了中世纪又强调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西方历史上所独具的特点。近代以来,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人权一词是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首先提出来的,其涵义为人普遍所有的自然权利。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等,为了反对中世纪的神权,贵族、僧侣的特权,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人生而具有生命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种早期人权的基本精神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根本法律文件中,例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声明:“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也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两个文件中的人权都可归属为个人人机对西方的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权,日本学者蒲部法穗作过这样的描述:“一般说来,人权是被视为与国家的公权利相对应的国民权利来认识的。这种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在近代社会,唯一有力量能够压迫个人作为人而生存的主体或权力就是国家权力。在自律式的市民社会中,只要国家不过分干预和介入的话,每个个人作为人而生存当然是可以确保的。正因为如此,所谓人的基本人权正是以禁止来自国家的干预介入为内容的自由权为中心而构成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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