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吴丹红
【单位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
【原载刊物】 人民检察
【发表时间】 200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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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游戏规则
  十年前,将1000 美元存入银行却不翼而飞,广州市民于某将银行告上法庭。官司败诉后,于某数次上诉至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但终因证据不足,均无功而返。面对媒体,于某述称为了这桩官司,十年来,她花费掉30 余万元,请过8 位律师,就是要讨回一个说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听到这则消息,可能很多人会敬佩于某维护自己权益的“奋斗”精神,毕竟,如此不计成本、执着地对簿公堂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当初的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于某有一肚子委屈尚未吐露,但她坚信法律能还她公道;也许,她只是被胜诉的欲望拖入了不能脱身的漩涡。将诉讼进行到底,还是停止诉讼,成了一个问题。
  在一个权利逐渐得到张扬的社会,“无讼” 的法律文化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君不见,基层法院的诉讼案件数量正以井喷式缴增,令法官们不堪重负;“告他!”正成为老百姓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人可以为了几毛钱大打官司,甚至以“五分钱”诉讼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为了一件小纠纷旷日持久争讼,乃至终身缠诉者亦有之。不可否认,其中有些案件带有公益性质, 并不能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案件,却是如这位公民于某一样,不顾诉讼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不争馒头争口气”,让自己在诉讼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不过,“为权利而斗争”的背后,是“为利益而斗争”的天性, 但人类发明的法律为人类自身的利益之争设置了基本的游戏规则:要维护权利,应当通过法律的手段,除非有人破坏了这种规则。只要有利益纠纷存在,人们不用倡导也会去“斗争”。因此,自古以来,“好讼”才是社会的常态,“无讼”只是特定时期的社会控制政策。纵观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素来对诉讼采取抑制的态度, 诉讼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存在。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以严刑峻法,使民众视法为畏途; 在民事诉讼中, 则借助道德感化以绝讼源,多方调解以消讼意,惩罚讼徒以儆效尤,以达息讼的目的。正是如此严密的抑讼之网,导致了绵延多年的无讼文化。而一旦这张抑讼之网在特定时期松解,如明清时期的“好讼之风”、“健讼之风”,端赖于当时的统治阶级采取一种向民众开放的诉讼制度。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无讼观念正是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诉讼的压制形成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以及诉讼机制的不断完善,新一波的诉讼浪潮必将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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