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吴丹红
【单位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
【原载刊物】 人民检察
【发表时间】 200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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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与刑讯逼供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在斯坦福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实验,以验证社会互动中的权力差异以及社会角色对人的影响。这次带有戏剧化的实验,给人们带来强烈的震撼。
  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平常人”。通过随机掷硬币,他们被分配担任囚犯和看守的角色,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看守”逐渐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囚犯”则开始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乃至思维紊乱。人们惊奇地发现,看守的专横、敌意以及权力欲望,与囚犯的消极抵抗、屈从乃至丧失自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常温文尔雅、心理健康的大学生,为什么穿上看守的制服之后,就咄咄逼人、专横残酷呢
  津巴多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某种环境下,个人的性格其实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环境和角色会更有力的影响其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上,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给定情境或小组发挥作用时,人们期待他作出的一套由社会界定的行为模式。在该实验中,九名受试大学生变成了专横的看守或者消极的囚犯,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素质或性格有问题,而是他们对各自的角色有一种符合社会期望的认同:看守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限制囚犯的自由,管理囚犯的行为,以权力限制囚犯的反抗;而囚犯被认为是失去自由、服从管制、丧失自主性的一类人,他们没有任何权势。因此,人们对于看守和囚犯的社会期望也不一样,人们通常希望前者能控制和管理囚犯的行为,维持监狱的秩序,希望后者能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企图做任何反抗。由于该实验模拟的情境很逼真,扮演者进入状态后,虐待和体罚加剧,逐渐有人出现精神崩溃的状况,以致该实验进行到一半,就不得不提早收场。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不是仍在上演么?
  杜培武案的刑讯逼供者和受害者都是警察同行,余祥林案的讯问者和被讯问者还是朋友,应该说他们之间本身并无私怨,但是残酷的刑讯逼供还是发生了。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办案人员的素质低下造成的。例如,荆门市政法委在总结余祥林案件时就强调,“通过调查、反思和剖析,余案的发生,尽管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因素,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执法办案中的诸多主观原因。”于是,我们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路被导向了加强自律和素质教育。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领导重视,不断加强教育,提高民警的思想觉悟和法律水平,就一定能在公安系统内部逐渐减少乃至彻底杜绝刑讯逼供。但是,即便公安机关对于禁止刑讯逼供三令五申,不断加强内部的整顿和学习,刑讯逼供仍如影形随,挥之不去。而且,有很多起刑讯逼供都发生在办案经验丰富、教育程度很高的警察身上,不由让人反思警察角色本身对于讯问人员的影响。社会对于警察以及讯问人员的角色期望,使他们承受了比其他角色更多元化的刺激。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压力(来自个人的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挫折),又有由职业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刺激(如自己面临生死考验,面临战友受伤、牺牲,大量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警察角色所特有的危险性和紧张性使得他们总感到自己被一种敌对的力量所包围,而长时间的工作和轮班使得他们失去了正常社交以及娱乐,显得孤独而冷漠。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警察出现攻击性行为。比如,明明知道某人有犯罪嫌疑,但就是抓不到证据,由此积累的情绪往往会在某个时间或者在某个人身上宣泄出来,造成违法施暴。因此,使用暴力(暂且不问程度)获取口供的行为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沦丧、行为的失范,毋宁说是在职业工作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反应方式、态度和习惯。刑讯逼供是讯问者“过度角色化”的一种表现。而促成这种角色扮演成功的,则是如“囚室”一样封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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